杨伟民：建议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究其原因，杨伟民认为存在多个方面，例如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居民对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产生的挤出效果，房地产消费位居居民消费第一位；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低等。

建议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为此，杨伟民认为，我国既要继续建设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也要加快构建消费大国、生活大国。而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调整和优化。

一是把民生大国、民生中国作为重要目标。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但还不是消费大国、生活大国。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有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有14亿消费者。“所以我觉得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从追求生产大国向追求生活大国，从以制造大国为目标向以消费大国为目标转换的阶段。”杨伟民说。

二是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在不同时期我国实施过扩大内需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种宏观政策思路，在不同时期都取得了应有的良好效果，但也有一些效果不佳，例如原来要扩大内需，但实际上更多扩大了政府消费。因何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改革相对滞后，难以使扩内需促供改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放大。

“下一步既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也要同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移支付的财税政策等。过去我们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产者、面向企业，我们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面向消费者，增强消费能力。”杨伟民说。

三是消费权也是基本权利，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

四是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户籍人口，是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也是扩大居民消费最值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市民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要争取解决1亿～2亿人的市民化问题，这样光是他们在就业地的住房问题就能创造大量需求及关联消费，因此需要做两方面改革。”杨伟民认为，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二是改革身份证制度。

“中国特有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与户籍挂钩，多年实验证明，放开部分城市的户籍限制，很难真正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因为害怕失去在农村的三块权益。所以可以研究考虑身份证按常住地的地址来登记，不再按户籍地地址来登记，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个人口口径，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口径带来的问题，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杨伟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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