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能把这些昏聩的行为理解为一种试错。人类理性是有限的。诺贝尔先生本人不也炸死了兄弟、炸残了老爹。他们不完整的遗体滋润了科技的沃土，那些侥幸忝列“伟人”的人，有助于世人的心态调节，认清“奖无完奖”的现实。
经过一个世纪的试错，评委们在品位、深度和胆量上显然有了长足的精进。1909年塞尔玛·拉格洛夫得到的评语满够得上一篇小学生作文——“因为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富的想象力、平易而优美的风格……”
到了2004年，耶利内克的获奖理由里出现了“musical flow of voices and counter-voices”，让各国的新闻工作者绞尽脑汁。
虽然托翁没能在斯德哥尔摩朗读他的《天国在你们心中》，但是早期的诺贝尔奖评委们似乎还相信，最伟大作家和作品应该尝试把涉及人世的终极问题一网打尽的。否则，拉格洛夫们不会领到那些大词，而老派的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法朗士之类，也不会得奖。这种信念，在文学专业化、学科化已成事实，活跃的批评业把小说、诗歌、戏剧搬上解剖台用一千倍放大的当下，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每个严肃作家都必须和普世价值发生关联，就像每一张五星级饭店的门卡，都应该能打开一间舒适房间的大门。
包括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那些贤达在内，我们之所以依然如此关心诺贝尔文学奖，关心得了奖的、没得奖的和再也不可能得奖的，因为我们很难割舍对完美的念想，总盼着文学能做些天大的好事——攘外也可，安内也可，即使不能抵抗该死的通胀，至少帮着读者练出一根抗通胀的神经。
是的，瑞典人也是我们这边的。新千年以来，很多人学会了一种名叫“认真你就输了”的养生之道，诺贝尔文学奖却保持了足够的矜持，2002年的凯尔泰兹、2003年的库切、2007年的莱辛、2009年的赫塔·米勒，这些人的获奖，证明了评委们须臾不敢忘忧，他们肃穆的灵魂仍在20世纪的烂摊子里沉吟不出。
在《纸上的王冠》这本书里，我看见了几个常年热门，但获奖可能一直不大的名字：阿摩司·奥兹，当世最知名的以色列作家，他的小说对诺贝尔奖的品位来说，太温情、太通俗易懂，选他得奖，恐怕满足不了评委们慧眼识珠的欲望；米兰·昆德拉，走红太早、太容易，想要得奖，必须得有巴尔加斯·略萨的耐心和多丽丝·莱辛的体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上厕所都在写字的大才女，拿奖拿到手软，诺贝尔奖到不了手，皆因人前尽显聪明风趣，活得太滋润。
有意无意地，那些坐在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只看好那些低调而有大悲悯的人——脑子里总有点什么想不明白，故而使着拙劲逆流而动。赫塔·米勒是如此，勒·克雷齐奥也是如此。他们可以效法道家乘桴浮于海，但是一定要保持“哀矜勿喜”的儒家戒惧。
托诺贝尔的福，有成就的严肃作家每年得到一次被下注的机会。九、十月间，博彩公司把盘口推上网站首页，两眼通红的书商去庙里烧香，媒体一次一次翻开旧账，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纳博科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康拉德、鲁迅，卡片一张张丢到人们面前，无数个声音高叫着“我早就不相信诺奖了！”“我再也不相信诺奖了！”
可是，每年到了纪念辛亥革命前夕，世界上总会有个作家，被宣布为一笔100多万美金巨款的得主。随后，不管这个人是当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举行豪华游艇派对，还是像耶利内克那样杜门不出，抵御金钱的腐蚀，全世界有心智的读者都会开始研习他或她，到得奖那一刻为止的人生，分析他或她的文学成就是如何拖延了人类走向最终的堕落。
《纸上的王冠》收集、胪列了如此多的“遗珠”。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临之前，或者在诺贝尔基金会没有倒闭，也没有被工商局查封之前，这个奖仍会风雨无阻，每年一次地颁发下去——以此制造文学仍在对所有民族、所有社会和国家发生影响的幻觉。至于你和我，则依然可以在哪怕是最与世隔绝的时刻，独自翻开书页，去享受这个幻觉。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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