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里，全球的众多明星建筑师们找寻着新颖的形式与异形的结构，而奇普菲尔德的作品被普奖评委们称赞为“ 优雅、内敛，具备永恒感，有干净利落的结构和精致的细节”，他们更指出，“在经手的每个项目中，他都巧妙地选择了最有效的方法，而不是那些可能只会强调建筑师艺术天分的东西。也因此，这位天才建筑师本人的身份几乎看不见了。”
这段评语与奇普菲尔德“建筑本身比建筑师更重要”的宣言不谋而合，他虽时常被媒体冠以“明星建筑师”的称号，但始终以“反明星建筑”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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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末，奇普菲尔德与妻子搬去西班牙西北海岸的渔村科鲁韦多居住。获奖后接受电话采访的奇普菲尔德听上去并没有显得异常欣喜，他表示得到认可很开心，但又很快补充说：“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a crown ”，这短短一句，在中文语境里我们可以找到完美的诠释：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大卫·艾伦·奇普菲尔德在获奖后发的第一条ins，他尤其感谢了家人以及妻子。
王冠之重，重在选择了不与时代合流，便不可避免受质疑。
2013年，奇普菲尔德获得位于上海徐汇滨江的西岸美术馆建筑设计。3公里长的徐汇滨江带承载着这座城市发展“美术馆大道”的巨大雄心，龙美术馆、星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油罐艺术中心等建筑设计先后被全球的明星建筑师们拿下，这里无疑是他们斗法的竞技场，每个人都在寻找定义城市标志与文化先锋的方法。
西岸美术馆，©Simon Menges
从设计之初，西岸美术馆被给予很高的期待，奇普菲尔德视建筑西侧城市街道与东侧黄浦江景的链接为设计中待解决的核心问题，最终方案将三个承载展厅功能的方盒子在平面上螺旋排开，中心交汇于一处公共的门厅，对公众开放的书店和咖啡厅也被安排在这里，来往的人流从西侧的城市街道和东侧的滨江步道都可进入。然而当2019年建筑以低调、朴素、沉稳的姿态公之于众时，对建筑师的质疑声也出现了。在上海的美术馆大道上，公众期待一个足够“亮眼”的设计。那时，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的涌现，使得新一代观众的看展诉求，包括了在建筑内外寻找非日常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拍照打卡点。
西岸美术馆，©Simon Menges
建筑师不做辩护，他更关心现代美术馆的功能如何超越欣赏艺术，思考怎样去最大化体现场地的公共性，这也是他本人对文化地标的诠释。奇普菲尔德说自己对待建成作品，如父母放手让孩童自我成长，而西岸美术馆是他留给上海民众审阅的答卷。
西岸美术馆，©Simon Menges
2023年初，距离西岸美术馆不过15分钟车程的上海徐家汇书院，一座同样出自奇普菲尔德之手的方盒子建筑，一开放便挤满了参观、拍照的人群：细长立柱形成的敞廊之下均是排队等待进入的人潮，而面向徐家汇天主教堂一侧的户外凉廊出现冬日午后一座难求的场面。有趣的是，对这个建筑，奇普菲尔德和团队并未在公开媒体上做过多宣传，直至他获得普奖，项目也还未被收入到事务所官方网页的代表作之中，如此看，一切正朝着普奖评委所说“建筑师消失”的方向发展。
徐家汇书院，©REX ZOU
两座建筑开放的时间差不足4年，都已成为人群聚集的城市公共客厅。今日的西岸美术馆，无论朝向黄浦江还是城市街道的广场，永远不乏滑板少年、遛狗人士的身影，同样在美术馆一层中庭，众多艺术与设计的爱好者沐浴在柱廊光影的古典美之中。结果不言而喻，那张留下的答卷被打出了高分。
徐家汇书院，©REX ZOU
1953年，奇普菲尔德出生在伦敦的一户普通人家，4岁那年，曾做家具商人的父亲将全家迁至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农场，奇普菲尔德在那长大，和家中的每个人一样都在农场上干活，回忆起儿时，他说自己从未感受过特权。
幼年时期的奇普菲尔德和父亲
或许从那时起，对社会平等、公共参与的意识便已经萌芽，并最终影响到了他的未来方向。
1970年代末，奇普菲尔德从伦敦的建筑联盟学校毕业，先后进入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诺曼·福斯特（Norman Forster)的公司工作，“在这两家公司里，大家都痴迷于比要求的做更多。” 因此，他学会了“把事情做得比它们所需要的更好”。对材料细节的严格把控，成为之后他实践中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Simon Menges
以西岸美术馆为例，立面外观以半透明的玉石回收玻璃面板作为主要材料，在一天室外天光从明到暗而室内人工照明从暗到明的条件下，建筑体量产生或厚重或轻盈的变化；进入到室内，在展厅白墙之后是未经处理的粗粝肌理的混凝土列柱、肋梁与天花，以暗示徐汇滨江作为工业场地的过往。
西岸美术馆，©Simon Menges
对海外项目能做到如此极致的控制，也源于奇普菲尔德 “ 建筑是一段互相协作的过程”的理念，他以高规格培养全球四个办公室中的200多名员工，在疫情前的每个月都会飞往柏林、伦敦、米兰和上海。而早年在日本的一段经历，也使他在职业生涯的处处做到精准把控。
河流与赛艇博物馆，©Richard Bryant / Arcaid
1985年奇普菲尔德成立自己的事务所，最初接到的工作是给日本设计师三宅一生在伦敦的店面做室内设计，也因此持续获得了另一些为“百货商场做店面装修”的委托工作，不过工作大多发生在日本，奇普菲尔德在那里待了18个月。
©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
虽彼时的他被英国卫报调侃成“店铺设计师”，这段经历促使他看见日本人将日常细节完善处理而将整件事情做得精美绝伦，从职业的角度说，曾经在室内设计上对尺度和材料的精准训练，延续到了建筑设计上。
华伦天奴旗舰店，©Santi Caleca
他个性谦虚、低调且克制，可这也易被理解为单调和乏味，实际上激进与创新从他个人职业生涯的初始便显露头角：
1990年，摄影师尼克·奈特（Nick Knight）委托建筑师改造一栋位于伦敦的战后小别墅。奇普菲尔德在建造中融汇了他在日本的所学——让园林成为居住空间的一部分。
位于英国里士满的私人别墅，©Dennis Gilbert / Hélène Binet
当周围邻居们把花钱修缮别墅立面时，奇普菲尔德以一个巨大的混凝土框架，连接室内与户外，让客厅得以向外敞开并欣赏园林里白桦树的景致。 这一举动实实在在地挑战了保守的英国人，整条街上的邻居向他们发起抗议，并给当时还是王子的查尔斯(Prince Charles)写信。
位于英国里士满的私人别墅，©Dennis Gilbert / Hélène Binet
对一切建造环节的精准把握，为建筑师的激进与创新提供了自信：在杭州的九树公寓，车行完全置于地下层，保证了地面无车的宜人环境；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的美洲杯帆船大楼中有进深可达15米的巨大挑台，建筑室外空间比室内更大；米兰文化博物馆中出现的异形中庭......
九树公寓，©Christian Richters
美洲杯美洲杯帆船赛大楼 ‘Veles e Vents,’©Christian Richters
他遵循地方精神，也挑战既有的建造规律，同时从人本身出发、拓宽城市更多的可能性。
米兰文化博物馆，©Oskar Da Riz Fotografie
奇普菲尔德曾指摘上世纪80年代是追求成果（product）而忽略过程（process）的时代，四十年后今天的社会风气也并未发生太大转变，但无论讨论他的单个项目又或者是他几十年的实践，奇普菲尔德都在以自己信仰而严格把控过程中的每一处细节，也最终获得精准指向的成果。
2020年，奇普菲尔德成为设计杂志《Domus》的客座主编，面对“What’s our Role?” (我们应充当什么角色？)，他提出自己的杂志宣言：作为建筑师或规划师，应当更专业地应对气候与金融危机以及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挑战，创造一个能够更好地体现社区构建的世界，一个视高品质生活条件为基本要素的世界。
奇普菲尔德做客座domus杂志主编系列的第一本封面
同年他与瑞士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对话，赫尔佐格以长信回复的方式与他探讨新冠疫情中对建筑和城市的思考。
domus发布
赫尔佐格：致奇普菲尔德的一封信
“对建筑可持续性思考、对建造环境讨论” 是普奖授予奇普菲尔德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些，奇普菲尔德有其最直接也最被广泛认知的操作进行回应：通过改造和更新的手段，将历史建筑或普通的老建筑转变为优雅、现代的空间，以此创建物质和文化上都持久的建筑。
皇家艺术学院总体规划，©Simon Menges
2009年，重建后柏林新博物馆的落成是再次定义建筑师职业生涯的项目。这座博物馆在二战期间遭受炮弹的袭击，长久时间里只是勉强没有坍塌的废墟。历时十年，奇普菲尔德携建筑保护专家朱利安·哈拉普（Julian Harrap）以一种诗意的、类似考古方法的方式对博物馆进行更新。
柏林新博物馆改造前
柏林新博物馆，©Ute Zscharnt
所有可用的原建筑碎片与残余物，按照团队认为合适的方式，纳入建筑的每面墙、地板、门楣、柱子、饰带、马赛克和天花板中。建筑师将这个过程比作做博士课题研究，涉及“数以百万计的决定”，包括技术、美学和政治方面。
柏林新博物馆改造前后对比
他放弃重建已不复存在的内部设施，雄伟的门厅之中，新主楼梯延续原有的体量，但以简约的白色混凝土台阶形式出现，新旧形成的对比， 犹如修复破损陶器时候注入的石膏清晰可辨。
柏林新博物馆，©SMB / Ute Zscharnt
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迈克尔·金梅尔曼（Michael Kimmelman）称这是一场不否认战争创伤的现代改造，更不吝溢美之词赞叹：从此，柏林拥有欧洲最好的公共建筑之一！
©Tom Welsh
奇普菲尔德自中学时代便爱好艺术，进入金斯顿艺术学院读建筑后又去往建筑联盟学校，当时伦敦的校园以彼得·库克（Peter Cook）、罗恩·赫伦（Ron Herron）等先锋建筑师的教学为主导，同期在那里读书的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也都在做着先锋建筑的尝试，在现代主义建筑形式路径上探寻的他无意于那些观点，甚至略显保守。
柏林新国家美术馆，©Simon Menges
2021年，奇普菲尔德完成对1968年现代主义建筑巨擘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柏林国家美术馆的整体翻修，这期间大约35000件构件被清理、抛光然后再次使用。作为密斯在柏林的最后一件作品，这件4000平方米、8根钢柱支撑巨大钢结构平顶的建筑无疑是密斯对极简设计信念的极致坚持。奇普菲尔德与团队用6年时间解决这栋建筑因年久失修以及战后柏林建造条件局限造成的诸多问题，并花费了1.4亿欧元。
柏林新国家美术馆，©Simon Menges
然而在开放后，公众发现它看起来像是从未被改造过，加之建筑在功能上的一些不适用及历史保留意义，改造项目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其实“从未被改造过”的感觉正是奇普菲尔德采用的修缮策略：“as much Mies as possible ” （“像密斯一样”），虽然谦卑地隐藏起自我，奇普菲尔德追求力量、秩序和控制的逻辑依然贯彻在这个改造项目上，他以不断发展和更新的现代主义维护起五十年前密斯在现代主义建筑上实践的信念。
詹姆斯·西蒙美术馆，©Simon Menges
奇普菲尔德的每座建筑都顺应当地的条件，在建筑可持续性话题热闹讨论的当下，他直指“只考虑哪种类型窗户或哪种类型隔热材料”的解决方案过于肤浅，他希望在建造发生之前建筑师就去思考规划的问题，选择合适的建筑类型、建造方式，甚至判断一下这里是否需要新的建筑，毕竟新的建造是促使全球变暖的原因之一。
詹姆斯·西蒙美术馆，©Ute Zscharnt
获得普奖，奇普菲尔德的生活并未起太多变化，他与太太、女儿居住在科鲁韦多这个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渔村，经营着一间提供酒水的餐吧，他自嘲如果把得奖消息告诉来喝酒的客人，“他们大抵也不在乎”。早在1990年代，奇普菲尔德就带着家人来这度假，并买下滨海路上一排别墅中缺口的一块土地，建造了一座有着全景落地窗的四层别墅，经过二十多年的使用，房子虽显老态却充满生活的趣味，比如奇普菲尔德会把海滩上渔民开凿的花岗岩石头捡回家。
科鲁韦多的私人住宅，©Hélène Binet
当然在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2017年，奇普菲尔德建立RIA基金会，旨在探索当地生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2021年他们与当地主管基础设施和交通的政府部门展开合作，对新的城镇公路工程规划展开研究与思考。
科鲁韦多的私人住宅，©Hélène Binet
而反观中国的建筑与设计界，2023年普奖的揭晓有些许“搅动一池春水”的意味。 如今的我们正经历着城市化率跃升后建筑行业的衰落，无论在媒体平台或社交平台都充斥着“学建筑有什么用”、“建筑师如何转行”的焦虑讨论。奇普菲尔德的获奖无疑给我们带来对行业和职业的范斯：曾经轰轰烈烈的建造年代，我们时常瞩目的是明星建筑师们的明星作品，而在当下，奇普菲尔德树立起这个行业真正的“范式”：以谦卑的姿态关注更长远的目标，不懈追求公民和公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