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制度与人事的交织

贾志扬

当然，贾志扬先生并非宋代宗室制度研究的第一人，在本书英文版出版之前，汪圣铎教授即发表了《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1990年第1期）一文，对这一问题有非常独到的见解，而贾先生在本书中也大量引用汪教授的观点。进入21世纪后，何兆泉教授也出版了《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对宋朝宗室制度进行了详细而有据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何著中经常指出贾志扬先生在本书中对史料的误读。故此，若单以制度研究论，本书并不算独特。然而，本书的定位本身就是家族研究，副标题也是“宋代宗室史”，故除了制度之外，本书更为突出的是把宋代宗室作为个体与群体的研究，也就是人的研究。我认为，历史是人的历史，制度能够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中国古代的制度是由人执行的，而中国古代社会远远称不上法治社会，更多的是人情世故。因此，把制度与人结合起来进行描述与论证，才能呈现出更厚重的历史感，而这也正是本书的精彩之处。

本书第一章“开篇”，即以两个故事引出问题：北宋仁宗时，7位宗室请求发动对西夏的战争，从而报效朝廷。他们得到仁宗的褒奖，但要求却被拒绝。至南宋末年，宗室赵以夫被任命为大藩庆元府（即明州，今宁波）的长官，并带兵平定了当地的叛乱。这说明北宋与南宋之间，宗室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本书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这种戏剧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原因又是什么。这说明，制度的出现乃因人事，而制度的改变，也是因为人事的变化。贾志扬先生在本书中大量描述了宗室中人的故事，但与其他家族史研究不同的是，本书除了特殊的需要外——如涉及到宗室继位问题——一般不会重点描述某一代最重要的人物，因为这个人一定是皇帝，而如果把笔墨过多放在皇帝身上，就会写成一部王朝政治史。贾先生着墨更多的是其他宗室成员，尤其是普通宗室成员的故事，而只有把这些宗室的故事串联起来阅读，才能理解宋代宗室制度的变化。如第十章中对北宋画家赵令穰遭遇的描写，很好地反映出北宋宗室犹如囚徒的生活：赵令穰被允许的旅行距离只能从开封到洛阳，所以他只能凭想象去描画江南的风景。再如第六章中，赵子崧与赵叔近都被指包藏祸心——他们后来都被平反了，但他们的职任与权力，却正是徽宗朝蔡京对宗室改革的结果，正是这场改革，让宗室有机会获得实质性的职位。

一般认为，宋代宗室在政治上是受到限制的，张邦炜先生就曾经在《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总体而言，这个观点问题不大，但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南宋宗室受到的限制比北宋要小，根据作者的观点，这主要得益于南宋初年动荡的政局，以及孝宗、理宗等宗室继位为帝。作者同时指出，高宗曾经颁布禁令，禁止宗室担任宰执以上官员，这一方面说明朝廷对于宗室任官依然存在限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限制已经突破了实权职位。事实上，即便是宰执官员的限制也曾经在南宋时被突破，赵汝愚在光宗朝即为枢密使，到宁宗朝甚至位居宰相。虽然他最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且其政敌韩侂胄的理由也是高宗朝的禁令，但这也说明宗室的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贾志扬先生并没有高估这种提高，他还是很谨慎地认为“遵守禁令已经成为共识”。即便《宋史·宗室传》记载赵以夫曾任同知枢密院事，但贾先生在注释中对此进行了严密的考证，认为这是《宋史》记载的错误。而孝宗朝赵善悉的故事，也说明了士大夫对于宗室担任要职抱有抵触态度，贾先生甚至认为这就如英文里的“不成文宪法”。

《宋代皇亲与政治》

诚然，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贾志扬先生对于史料存在很多误读，这一点何兆泉在其著作中已经指出。其实不但是史料误读，有些叙述恐怕也是有误的，比如在叙述“绍熙内禅”时，他把另一位皇位的潜在继承人吴兴郡王误认为是嘉王赵扩的兄长。实际上吴兴郡王赵抦是光宗兄长赵恺的儿子，孝宗因为越过赵恺而立赵惇，所以有所愧疚，曾想过让赵抦成为太子。类似的误读非常多，这是国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史不可避免的问题，毕竟他们存在着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故此，对于这些错误，可以指出，但不必纠缠，更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国外著作的价值。事实上，国外汉学家的中国史研究著作，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视野，有时候他们提纲挈领式的观点，往往会给人耳目一新的冲击。例如在第七章他论述宗室的婚姻与姻亲时，他指出墓志材料与《仙源类谱》所揭示出的宗室婚姻状况是矛盾的，前者显示南宋宗室的婚姻对象多是文官家庭，而后者的数据则揭示出宗室与武官家庭结亲更多。作者随后指出，这要考虑到墓志志主的身份，他们多是与地方精英融合的宗室；而《仙源类谱》所记载的，则是生活在宗室中心的成员。类似的观点在宗室的忠义观论述中也能体现，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九章都论述了这个问题，并指出对宗室来说，国与家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宗室的身份不但给他们带来特权与享受，当国家危亡之际，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会与国家朝廷共存亡。

总体来说，本书是对于宋代宗室研究的优秀之作，其优秀之处不但在于制度研究，更在于人事研究。而本书的中译本，更是为广大读者接触这本著作带来很大的便利。事实上，翻译工作是很难做的，因为这是中文思维与英文思维的来回切换，所以很多译著都不可避免地把英语句式套用到中文当中，使译本难以卒读。但本书的译文相当流畅，可读性很高。译者赵冬梅教授乃北京大学著名的宋史专家，故对本书的材料与事实非常熟悉。译本有一个很重要的创新就是译注，赵教授把她看到的作者的误读与错误都用译注的方式指出，这不但是一种中外学术思维的碰撞，也是在不改变作者原意的情况下，让读者更清晰地理解相关的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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