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罗伯特·克劳利认为理想国的社会结构是由上帝决定的，上帝就像一个标杆，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动。他的理想主义共和国，也常被认为是“基督共和国”。可见，这几位人文主义者以英国社会背景为依据，进而在反思社会秩序后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国家体制的改革意见。而且在国家制度的设定上，他们各自少不了对共和国的描述。
在世纪英国早期，莫尔为同社会上不平等和剥削的现状对抗，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理想国家。在共和国的设定上，莫尔认为乌托邦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它由不受剥削的劳动者组成。他认为乌托邦共和国优越于他所知道的一切国家，正是因为那里公正的社会制度，他似乎在复兴“中世纪集体主义”。
在他设计的国家中，不存在私有制，全部物质财富归劳动者所有。在岛国，个人和全社会的幸福取决于物质财富需求能否满足，个人的幸福唯一或优先的内容在于快乐，而且快乐是以美德为基础并去追求幸福的。可以看出，莫尔强调在岛国中美德的重要性。
斯塔基在《对话》中提出英国如何建立真正的共和国？他认为“每个人都应不遗余力地增进社会公共福利，每个人都应当学会如何为他的国家服务”。他强调了美德的重要性，因为在共和国中，美德是保障健康和财富的可靠条件，也是维持国家良好秩序的先决条件。他还认为“在良好合理的秩序下共同生活，个人都永远乐于造福他人，这可以说，是大家彼此齐心协力地达到至诚至善”。
斯塔基认为共和国是理想的国度，纵然由很多个体组成，但其更像是一个人；而在共和国中，个体需求应该与共和国的整体需求一致。他还认为共和国首要是健康，其中包括整体的健康状况与社会物资相适应的人口。而且社会的有效合作和政府的良好管理能够维持共和国的健康状况。
在健康和谐的社会中是不需要过多的工匠和农夫，但真正的共和国必定是富足，也必须拥有“友情、财富和充足的必需品”，这样才会减少“妒忌、怨恨、纠纷和争吵”。如果一国到处是敌对者，“就不可能看到长期的繁荣和进步”。
这样，国家整体的稳定、健康和进步能够保障个体间的友爱与和谐。他还认为“在共和国中，最大的威胁源于完全专制及没有自由”。因此，斯塔基设计的共和国是一个健康、富足、良好秩序及友爱的国家。
克劳利在他的“基督共和国”中认为上帝安排了社会结构，君主只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管理国家。因为“上帝创造人的目标，就像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维持国家应有的公有制”。那么，乡绅和财富拥有者必须都和平民大众一样，接受上帝安置他们的境况，在空闲时间不带任何怨言为公众谋福利而进行劳作。
所有人都必须以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为主。每个人都应该信任政府，就像自己履职那样。财富拥有者只是公共财产的管理者，而他的这个观点与斯塔基的相同。克劳利斥责为自我利益贪婪无度的人，同时主张建立“理想主义共和国”。
他认为各种财富尤其土地是君主统治按照上帝的旨意在少数“财富拥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在他的基督共和国中，他说道：“即使地球消失了，上帝的正义、友爱精神永远也不会消失，因为人们必须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
可以说，莫尔、斯塔基及克劳利在共和国的设定上，都强调了良好秩序、健康社会、美德及对财富管理的构想，而且所强调的无不是以国家公共利益、共同善来保障个体利益。然而一个国家的良好秩序，也离不开完善的社会政治制度。
在社会秩序中，莫尔当然少不了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描述。他描述的乌托邦是由个城市组成的共同体，每个城市的设施和法律都一样。国家的政治机构包括元老院和民众大会，这是全岛实现民主的最高形式。
如果撇开元老院和民众大会，人们就不能对公众事务做出任何决定，否则就以犯有刑事罪论处。而这也是为了避免国家发生政变和保护英国人不受虐政的压迫。对于乌托邦来说，其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官员制度。在岛上设总督、特朗尼菩、摄护格朗特这三级行政官员。
国家对共和国的管理是公开的并置于全民的监督之下。而他认为全民监督体现的不仅是民众的权利，更体现民众对官员的要求。他认为：“最高的行政长官总督应是选举出来的，职务终身制，若追求暴政、有虐待英国人的嫌疑就可能被撤换”。
那么，乌托邦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英国人政权的基础上，没有私有制，全体官员需要选举才能得到保障，这反映了他追求政治民主的诉求。
斯塔基在《对话》的主要任务是有关国家政体的选择。他在年留给后世最重要的警句，即“混合政体在任何政府形式中都是最优的，这极有利于防止暴政的出现”。因为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多种形式的政府，但没有一种是最原始的。
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些政治形式是根据人类的本性发展而来的。斯塔基的《对话》反映了他并不认为反对君主制就意味着英国人的低贱，而各种政府形式都有其优点。纯正共和国中彰显的是兄弟般的友好、合作，而政治统治的目的就是开始良好有德的生活。同时他给出了英国建立真正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面貌的原因。
斯塔基认为政府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而降低人口压力才会实现在纯正共和国中有德的生活目标。但是英国社会目前的现状正是贵族闲散，无所事事。而且大量军队的仆人、教士、修道士和托钵僧都是社会的负担，这些都并没为社会增加财富。
甚至可以说“英国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过于游手好闲滥饮暴食”，而探究其主要原因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即“俗人憎恨教士，平民反对贵族，臣民反抗主人。彼此互相妒忌、中伤和怨恨”。
他揭示了所有这些社会罪恶滋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即人人追求自我利益、无限扩大财富及漠视他人利益。他还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也不应只依靠政府法规，因为法律约束时常也会无效的。然而法律的这些缺陷可以依靠宗教来纠正。
英国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培养博学和精通教义的神职人员，设立公众宗教场所，并准许知识分子用英语翻译《圣经》。这样宗教就可对时常无效的法律影响进行补正。可见，早期共和主义思想带有深厚的宗教烙印。
克劳利虽然在理想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上没有着墨，但是他谴责了一些人不顾道德良知而获取财富的行径，呼吁每个拥有财富的人都要为他人着想，不能只顾自我利益谋取财富；甚至那些通过劳作获取财富的人，也应尽量帮助贫穷潦倒的邻人，与邻人友爱。
他以宗教宣传的正确价值观为指导，在国家中，商人不应只为自己的财富，而应为他人提供价廉的生活必需品。地主应公正地履行权利职责，帮助邻人。假如他们靠圈地和提高地租来提高财富，这种行为就应该受到谴责。
克劳利还在《致富之路》中告诫：“地主只不过是上帝在世俗中对财富的管理者和仆人，地主应该呈递一份介绍他们管理的状况的说明。因为每一个上帝的孩子，生来就有在人间进行致富的权利。他们除了靠汗水获取所得财富外，地主不应再进行大肆搜刮。而统治者，并非生来就拥有绝对权力，他们只是经过上帝的旨意来指定的”。
可以说，克劳利的理想主义共和国只是一个梦，因为它的实现只靠共和国所有成员的和睦共处、所有人恪守职责，而这些是很难实现的，并且与社会现实总会相悖。最后，他发现了只能让“理想主义共和国”停留在理想状态，这让人颇感失望。
同莫尔、斯塔基一样，克劳利也不曾准备将他的理想付诸实践，因为他完全以游离于世俗之外的立场来设定有关共和国及其政治制度。可以说，他们在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中，提出理想的共和国制度设计，是一种对现实政治范式的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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