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制度与社会:唐人文集的世界

日期:2023-07-26 12:07:33 作者:fuli 浏览: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查屏球教授演讲的题目为《唐太宗征辽后唱和活动与贞观诗风转向——日藏古抄卷〈翰林学士集〉与殷璠“贞观末标格渐高”笺解》,查教授开宗明义,解释《翰林学士集》题名之误,考辨其成书应在永徽元年(650)至麟德元年(664)年之间,并同意陈尚君教授的看法,认为此抄卷应为许敬宗个人别集。查教授提出,许集所收录的太宗诗在贞观十八年(644)后比例增多,无论从内容的深刻,还是从对声韵艺术的学习而言,都符合殷璠“贞观末标格渐高”的品判。

在此后的自由讨论环节中,陈尚君、陆扬、查屏球等教授各抒己见,就许敬宗集、唐诗辑佚、唐代政治文化等议题进行了切磋。

分场发表皆围绕着“唐人文集”这一主旨展开,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各具特色。第一场由陆扬教授主持,汇报的论文以唐代公文书为中心,包括北京大学叶炜教授《从唐人文集看“状”的形成》、复旦大学唐雯教授《帝国的日常:从礼仪性表状看唐代的君臣沟通》、南京大学童岭教授《唐玄宗的〈敕新罗王书〉与〈敕日本国王书〉——〈曲江集〉所载敕书文本研究》三篇文章。

叶炜教授以唐人集序为切入点,认为在宪宗、穆宗以后,“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才在文集卷目中得以体现。以此为基础,叶教授分疏了唐人文集中表、状混用的三种现象,揭示出作为独立公文体系的“状”的出现与文集分类中“状”的分类之形成,有七十年的时间差。

唐雯教授集中讨论表、状、疏这三种群臣直接上于皇帝的文书的功能,又以礼仪性表状为重心,解读君臣沟通的日常,并以“祥瑞的被看见”为例,解读致贺表状所体现的君臣微妙互动,阐明文集展示政治过程的史料价值。唐教授亦注意到表状中私人事件的报告和表状的代笔现象。

童岭教授以张九龄《曲江集》中的论事敕书为研究个案,对《敕新罗国王书》《敕日本国王书》进行文本研究。并从《曲江集》本身文本形态出发,回应日本学者认为《敕日本国王书》蕴含的“东方小国”问题,认为当时颁给周边各国的王言没有等级差异,只有文体的不同。

在讨论环节,叶炜教授回应文集史料价值的问题,认为比之两《唐书》与《资治通鉴》,文集能起到填充事件过程的作用;陆扬教授表示,《曲江集》是个人文集收录敕书的突出案例,这些文集表面看来是书写本身,本质上已经涉及对唐代历史的理解。

第二场由北京大学史睿教授主持,三篇论文都对唐代制度有所阐发,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吴真教授的《令节重遨游:〈景龙文馆记〉背后的王朝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丽萍副研究员的《旁宗入继与敕令归宗——唐代宗室承嗣制度略考》、复旦大学李猛副教授的《唐宋的僧道文章应制科——从唐代僧道别集“应制文章大德”头衔出发》。

吴真教授以修文馆二十四学士员额的设置为切入口,介绍唐人对宇宙时间秩序的重视,从节日、节气两个系统,考察《景龙文馆记》的时间序列。吴教授将《景龙文馆记》作为岁时民俗记范本,展开岁时节物的勾连,认为赐物是中宗展演恩宠的方式,又通过对书中不记载的节日的讨论,推测中宗重视三晦日的信仰状况。

陈丽萍副研究员则先梳理了唐前期宗室承嗣制度,指出高祖、太宗诸子大多数都择立了承嗣人,武周革命屠杀李唐宗室,情况为之一变;中宗即位至开元初,李唐一直为无嗣诸王调配后人,但也有冒领现象的出现。文章同时爬梳了《嗣江王祎封郡王制》等文章,考证此次受谴归宗的共有六人;泽王后人官卑而爵传,一直延续到咸通年间,可以作为十王宅外宗室生存状况的个案。

李猛副教授引杜光庭《广成集》中所收题名与自题结衔、贯休《禅月集》卷首题结衔,提出研究的方法论,即从各类史料中统计出十几种僧官头衔,由此展开制度史考察。唐代高僧的分科体制十分独特,大德需分科赐号,晚唐之后开始滥授。就此,他提出文章应制十二科具体所指、僧道文章应制的源流两个问题,留待日后研究。

第三场讨论由叶炜教授主持。本场前两篇论文都围绕着宋蜀刻十二行唐人集展开的文献学考察,分别为复旦大学石祥副教授的《宋蜀刻十二行本唐人集之再认识:元时的书册形态》、复旦大学夏婧副教授的《观风察源:南宋蜀刻〈孙可之文集〉底本蠡探》。

石祥副教授以在线形式参会,他以元“翰林国史院官书”的钤盖惯例及印痕为线索,推拟出宋蜀刻十二行唐人文集在元时的分册样态,并以实物版本举例说明,当时倾向于厚分册,每册七十叶上下为常态。同时他又通过钤印的反向印痕,推断出元代钤印时十二行本为蝴蝶装,并以“刘体仁印”遮盖它印为例,说明高清影印古籍的意义。

夏婧副教授注意到《文粹》与南宋蜀刻本《孙樵集》中皆有称观察使为“观风使”的用例,由此思考南宋蜀刻本问世之前,早期孙樵集的文本流传情况如何。她详密梳理《孙樵集》的著录和征引情况,认为全集文本样貌较为稳定,但有用观风代替观察的现象和特意回避“察”字的情形。目验孟蜀石经、碑志碑刻之后,认为“察”为孟蜀国讳,《孙樵集》在孟蜀有刊写的可能。

同属第三场的,还有复旦大学博士生曾磊《 〈桂苑笔耕集〉系年新考 》、复旦大学博士生陈媛《万里赴王事:岑参首赴北庭考》,以及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骚动与日常:韩愈在汴徐 》三篇文章,解读个人别集中的历史信息,考辨各具特色。

曾磊博士的报告分为《桂苑笔耕集》的成书与流传、系年释例、整理研究刍议三个部分,其中《桂苑笔耕集》系年释例是讲述的重点,曾磊以崔致远仕途考、归国考为例,展示了系年的工作方法:《桂苑笔耕集》前十五卷代表公府文书,问题分类,后五卷按事件分类,通过卷十七至十九,可以分析崔致远的人生历程;从崔致远的路线,又可敲定系年,形成行程图。

陈媛博士的论文探究了岑参首次赴北庭幕府的时间、路线、目的地和缘由,通过对《岑嘉州集》的细读,把岑参首次出塞时间范围定为天宝七载(719)至十一载(723),勾勒其行迹;她认为岑参出塞前并未弃官,出使应为检查边防的军需供给情况。

仇鹿鸣教授以韩愈文集为切入点,考察宣武军在德宗朝的历史。仇教授指出,贞元末年藩镇政权交接时发生骚动,是一个普遍的结构化问题;董晋幕府规格之高,有其特殊性。陆长源很早确立为储帅,与董晋关系颇为特殊。最后,仇教授从个人史的视角考察韩愈在汴、徐的生活,韩愈与韩弘交往密切,他在宣武积累的人事关系对韩愈仕途影响深刻。

第三场讨论由吴真教授主持,前三篇论文以碑刻史料为研究对象,包括史睿副研究员的《唐代碑刻的物质性与文本性研究》、武汉大学吕博教授的《读高陵令德政碑论关中水利往事》、北京大学博士生徐紫悦的《唐代的德政记述与任官档案——以韦丹遗爱碑为线索》。

史睿副研究员以唐代碑刻制作过程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唐代碑刻传承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唐代碑刻解读中的物质性与文本性三个模块,结合相关碑刻实物、拓片,解释碑刻生命史中的每道环节。史睿教授指出,综合看待出土写本与碑刻文本复原,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

吕博教授由小见大,从《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出发,结合《通典》《水部式》等史料,勾连出唐代郑、白二渠的水利史:唐初太原元从竞造碾硙,极大地破坏了关中灌溉系统,刘仁师以高陵县令之卑官,只是暂时性解决问题,并不敢拆除碾硙;唐以后关中的衰落,与灌溉水平的下降有关。

徐紫悦博士注意到杜牧《樊川文集》有关于韦丹遗爱碑的三篇文章,考述韦丹遗爱碑赐授这一历史事件,对唐代德政碑颁撰制度有所考述,剖清其进撰流程、撰文材料与撰者身份,认为对于县令、刺史一级的德政碑而言,吏民的记述和请文都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她又从官吏考课与档案管理制度视角解读德政碑文,认为考课记录可能是德政碑的史源之一。

本场另外两篇文章正史史源问题,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聂溦萌副教授的《〈梁书〉〈隋书〉引录文章初探》、复旦大学陈晓伟教授的《契丹国舅帐与审密氏集团》。

聂溦萌副教授着力于思考文章引录与史书编纂的关系,她通过表格,阐释文章的种类在《梁书》《隋书》之间有所不同,这与君臣之间信息沟通渠道有关。聂教授又以《梁书》的赠谥诏书、《隋书》功臣罪责文书为例,探讨散在各篇的文章群,论文最后研究由文章叙事的传记,并对两史所收文章的来源作出推测,认为《隋书》中许多文章是由唐代史臣添入,《梁书》则与别集关系匪浅。

陈晓伟教授对《辽史·外戚传》进行史源学考察,认为“国舅别部”很可能出自元人的向壁虚构;通过破译契丹小字,梳理了真实的辽代国舅帐体系:国舅帐分为四帐,拔里氏源出述律后两家父族,乙室己家族情况未详。作为整个国舅帐的“审密”概念是后期建构而成的。

圆桌讨论由查屏球教授主持,陈尚君、郭立暄、陈丽萍、聂溦萌等教授参与讨论,新见频出。陈尚君教授以自身治学经历,谈及唐人文集,认为唐代文章所涉及的领域之宽、对史学研究意义之立体,超乎想象。重新整理唐代史料、完成基本典籍的文献建设,大有可为,期待青年学者后出转精、有更多成果。发言人也就蜀刻本十二行唐人文集再加探讨,上海图书馆郭立暄教授向与会学者分享了关于《孙可之文集》南宋蜀刻本的版本信息,陈尚君教授也针对蜀刻十二行唐人文集的文本问题发表见解。

工作坊的最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朱刚教授发表致辞,对与会同道表示欢迎与支持。叶炜教授与唐雯教授进行总结,两位教授表示了感谢之意和对唐人文集研究的殷切期待。

会场讨论热烈、深入、活跃

审订: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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