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设置公用钱是吸取五代治国的教训，“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于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既能规避官员腐败，又是体恤民情之举，宋太祖可谓良苦用心。
从现代角度来讲，公使钱制度的设立有其合理性。经济上的保障，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官员冒风险贪墨公款以满足私欲的可能性，而且增加了官员违纪的成本，由此公使钱也算是用制度管人的典范。所以后来即使国家财政不乐观，一些官员也反对废除此项制度。
庆历时皇帝想要削减军事上的公用钱，范仲淹与韩琦就反对：“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盖养贤之礼不可废也。”他们认为“顾小利而忘大体”不可取。
另外，宋太祖设置公用钱，是想要用“怀柔政策”收服五代十国留下的方镇政权。宋太祖即位初年节度使势力根基深厚，威胁新生政权，为此宋太祖还采取过“杯酒释兵权”的手段，两者异曲同工。
“高官厚禄”最初成效显著，取得了“租赋悉归公上，民无苟敛之患”，财权、政权、军权收归中央，极大地巩固了皇权和中央集权。公使钱制度并非不可取，只是后继无力。
2.制度不完备
公用钱一开始是带着目的而设立，制度上尚未完备。
第一，太宗时期公用钱还未实现统一和普遍，一些州郡没有享受这种待遇。《宋史职官十二》记载，“淳化元年（年）九月，诏诸州军监县无公使处……”
无公使处也就意味着没有公使钱，逢年过节会给这些地方官员发放一定数额的，用于茶饮宴请的款项。
第二，由于制度不完备，公使钱发放数额标准不一，数额不尽相同，而且不断调整之后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太宗时期，部分中央官署与地方府州军监的公用钱是有定额的。
《新安志》记载，“国朝典故，三京及诸州府军监公用钱旧皆有常数……”后来又经过几任皇帝下诏调整，比如真宗“差定诸州军公用钱。”
仁宗时才设置统一的公用钱范围：“公使钱始立定额。自二百贯至三千贯止。”到熙宁四年再次调整：“量入为出……若三京三路帅府、成都、杭、广自来所用多者，增其数。”照宁五年再次上调：“增定诸路州军公使钱及宗室正任刺史以上公使钱。”
这样看来，公使钱已经成为官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反映一个国家财政情况。正如哲宗在位时用削减公使钱的办法来缓解国家财政拮据：“并分大郡、次郡、初除、次郡，俸钱各减四分之一，移大郡全给。留后、节度使分大镇、次镇、小镇，（俸钱）递减五万……其刺史至节度使公使钱，依俸钱分数裁减。”
然而到了宋徽宗时期，公使钱又增加，熙宁、元丰时只有少数官员公使钱达到贯，宣和年间，“知通所得数倍，或至千贯。”
公使钱理应作为制度在国家法度之列，而从上述看来，这一制度的变化全凭皇帝个人裁决，没有完整的法律构建体系，所以这也就是“人治”相比于“法治”的最大缺陷。
3.使用范围不明确
没有法度作为底线去规范，公使钱的使用范围也是不明确的。
公用钱的办公用途：用于往来馈送，包括赴任或卸职的官员和路过的官员，自周朝“传食于诸侯”起，这向来是礼仪大邦的待客之道，礼待士大夫符合君主之道。彼时任扬州知州的苏轼说：“三年之间，八易守臣，将迎之费相继不绝。”
宋代吸取唐亡教训设立的官员管理制度完善但复杂。官员必须异地任职制度，这就难免办饯行酒宴，轮任制导致各地方官员经常轮换，而且监察制度规定官员要定期巡视地方，这无疑都增加了迎来送往的公费支出。
国家律令对公使钱限制较少，使得各地官员在使用上自由度高，会做出超出范围的支出：拿公使钱购买节日礼物，文彦博说：“向时曾令公使置例册，端午知州送粽子若干个，亦上例册，人以其削弱为笑。”
综合上述来看，公使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在制度管理上漏洞百出，慢慢演变为官员明目张胆的“以权谋私”，挥霍无度，这也是宋朝南迁之后国力大衰的原因，财政相当困难的时候公使钱也就必然走向没落。
沉疴已久，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宣和末年，宋、金战争至宋室南渡，这一期间战乱离亡，人民生产力百废待兴，但南方地域狭小，一时间朝政都无法恢复，所谓公使钱大概只能加速宋朝灭亡。
一个制度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就当废除，可惜南宋时期公使钱制度一再变质，到最后名不副实。
1.南迁乱象，朝不保夕
南迁后宋朝政策更迭，外有金、蒙两国的强敌威压，内有主战和主和、迎二圣的“国是”争议，现实与理想、生存与发展的多重矛盾使得朝野激烈变动。
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南宋政局不稳定，皇帝意志几乎不能主导朝政，中央已朝不保夕，也就无法顾及各个地方财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时作为中央参与地方集中调配的“公使钱”制度历史使命随国家命运而苟延残喘。
2.馈赠之名，行贿之实
因为朝堂混乱不堪，吏治也更加腐败，南宋时期尤其盛行官员私相馈送，且馈送次数和金额严重超出标准的情况变得很普遍，动辄就是价值上万缗的东西。
另外官员往往假借馈送之名相邻地方的官员往往以馈送为名，一方面是互相贿赂，另一方面是为了结党营私。公使钱变成了“私使钱”，官场风气败坏。史书记载：“诸司互以钱物馈送，皆以折酒为名，赇饷相通，专济私欲。”
官员贪得理所当然，都有“法不责众”的心理，可见当时世风日下。
3.偏安一隅，精神颓靡
林升在诗中讽刺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从官员滥用公使钱，贪图宴饮享乐，不思进取的状态来看，公使钱存在的意义就被抹杀了。
宋代官员宴饮次数、规模远超前代，对这种不良风气张放平说：“自和好以来，边将无所事，惟以酒食宴乐，荀苴问遗，名声相倾。惟恐不逮。”
本来是为了优待官员的公使钱却用于奢靡消费，再北宋时期就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到了南宋简直变本加厉。甚至某些地方官员借“公使钱”由头剥削人民，在朝廷监管力度微弱下转化为赤裸裸的掠夺。
一国制度是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若国家层面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一制度实际上就不存在。
公使钱制度之所以在辉煌时萌芽一是因为当时朝廷权威较高，二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带动作用。而南宋经历政权骤变失去权威的同时，经济也大不如前，所以公使钱制度逐渐变质以至没落。
无可否认，“公使钱”确实发挥了它应有的效用，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缺少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公使钱”在北宋时期就弊端层出，统治者有心逐渐废除，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个制度在设立之时就该在推行之前先试行。
就像邓小平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哲学上真理从特殊性发展到普遍性是需要漫长的探索过程的。
再者，人治的天下终究会因个人得失成败而致国家覆灭，而今天提倡的“法治”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虽然远，但我们都为之努力，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长久之计。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