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的发明，缓解了人们直接坐在地上的不舒适感，但由于席的材质本身存在缺陷，席不仅容易卷边，而且起身时还会移动，给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史记》中就有一则与席移动的相关故事，说商鞅第二次拜访秦孝公时，详细地阐述了变法方略，秦孝公听得入神，不由得向商鞅靠近，以致膝盖超出了自己坐席的边缘，坐席整体也随之发生移动。在今天看来，座位发生移动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在崇尚礼法制度的先秦时期，这可以说是一个“大事故”。
古人极重礼仪，对于席的使用也有诸多严苛的要求，如《论语》中记载孔子就有“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等规定。为了避免秦孝公“身体离席”这样尴尬的“事故”时常发生，也为了保证席一直处于正位，古人就在席的四角放置重物，用来压住席的席镇便随之出现并流行于世。
错金银铜豹镇（河南博物馆藏）
翻阅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与“镇”相关的记载，如屈原的《楚辞》中记载“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描写的是湘君在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尽管这是诗人的想象，但俗话说艺术源于生活，以玉石为席镇可能正是当时的一种风尚，所以才被屈原写入诗词之中。东汉王逸对“白玉兮为镇”注曰：“以白玉镇坐席也。”除此以外，在一些古代小说中也有镇的身影，如《西京杂记》如此描述昭阳殿内的布置：“玉几玉床，白象牙簟，绿熊席……有四玉镇，皆达照无瑕缺。”由此可见席镇在社会中的普及性，席镇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之物。
那么，席镇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席镇是伴随着席的出现而出现，还是礼乐制度形成后催生的产物？目前没有确切答案，但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春秋时期席镇已经开始流行，并以玉为尚，有的古籍中直接写作“瑱”。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出土数件春秋时期的玉镇，这是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的席镇实物。然而，纵观所有的考古资料，玉石质席镇却十分罕见，原因有二：第一，玉石容易损坏，不容易保存；第二，审美进步，随着对美的不断追求和制造技艺的增进，人们开始制作纹饰复杂、造型多样的席镇，由于玉石难以加工成精美的造型，逐渐被更容易加工的金属镇所取代，继而退出历史的舞台。
玉镇的退出并没有阻碍席镇的整体发展，及至汉代，席镇达到了空前发展，出现了一批造型多样、工艺精湛、堪称艺术品的席镇。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里，展出的一对鎏金熊形青铜镇便是这一时期的佳品。
以“熊”为形
汉代席镇一般用金属铸造，体积不大，高约3.5～10厘米、底径6～9厘米。为避免牵羁衣物，席镇往往被制作成扁圆形，就算席镇制作的原型有支棱出来的细节，也会被工匠刻意隐去，或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此外，为了更好地压住席的四角，工匠们有时还会往席镇里灌满细沙或铅，汉镇一般重600～800克，约合2.5～3汉斤，很适合压席。这一时期的席镇大多制作成动物造型，常见的有虎、豹、羊、鹿、龟、蛇、熊等，这是因为汉代人认为它们具有驱除灾难、带来吉祥的神奇能力，正所谓“羊者祥也，鹿者禄也”。
从先秦时期开始，人们也把熊视作吉祥的动物。《诗经》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东汉儒学大家郑玄释为“熊罴在山，阳之祥也”，意指梦到熊是为生男的吉兆。北宋时期的《太平御览》曾引先秦古籍《山海经》所书“熊山有穴，恒处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若冬启夏闭，乃必有兵”之言，认为熊是神兽。此外，在神话传说中，也有关于熊是吉兆的记载。在《封神演义》中，西伯侯姬昌梦到长有双翼的虎，周公解梦说“虎生双翼为飞熊”，认为他一定能得到贤人相助。果不其然，不久之后，西伯侯姬昌在渭水之滨偶遇垂钓的姜子牙，故后人以“飞熊”指君主得贤的征兆。为了取熊的吉祥之意，工匠们也常常将席镇塑造成熊形，正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那对鎏金熊形青铜镇。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豹形铜镇
这对席镇出土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座西汉墓中，出土时共有四件，刚好可以放置于坐席的四隅。除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这一对，另一对同样憨态可掬的熊镇藏于安徽博物院。这四件席镇造型相似，整体呈熊形，昂首张口，长嘴前伸，双目炯炯有神，短耳竖起，前肢自然上举，后肢微微弯曲，肩背丰隆。
既然熊在古代被人们视为祥瑞之兽，汉代工匠又非常擅于制作熊形器物，那么按照常理来说，汉代熊镇的数量应不在少数；但是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熊镇却并不多，仅有零星的考古发现，其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家具样式的变化，出现一种新的坐具，上面的席得到了比较周密的保护，席镇便失去了实际用途，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本文节选自《百科知识》2022.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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