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评论：“博士生也还是学生，没有正式工作，补贴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就很好了。”
事实上，正常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就算马不停蹄地读到博士或者出国留学深造，博士毕业至少也30出头了。而现实情况是，我国很大一部分博士生已经结婚成家，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学业和科研压力，还有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
前段时间，浙江博士生送外卖的视频火遍全网。浙大博士生孟伟发布视频称：“我是浙江大学荣誉学院竺可桢学院本科毕业生，浙江大学自己的博士生。还记得8年前在本科毕业典礼上，院长对我们说，‘你们就读过的第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浙江大学，你们就读过的唯一一所荣誉学院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孟伟给浙江大学丢人了，孟伟给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丢人了。”视频的最后他低下头对着镜头说了一句“对不起”。
面对网友的热议，浙江大学校方表示：“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这需要聚焦科研目标，将主要精力投入学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达到博士学位申请标准。学院将按学校相关规定要求，积极为孟伟提供支持和帮助。”
孟伟表示，2014年被保送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智感所直博，他读了8年。他儿子2021年出生后生病需要用钱，开始兼职送外卖。自己选择送外卖是因为经济压力，而且时间自由，能兼顾学业。
“目前我国博士生家庭绝大多数为工薪阶层，有些甚至是贫困户。多年的学业已经花费了家里不少资金，已经到博士阶段的学生更不好意思再让家里负担费用了。博士生待遇低直接导致了他们为了生存不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科研上，而通过在校外兼职的形式获取经济收入，降低了博士生培养质量，也使他们精力涣散，不能专注于本身的研究项目，不仅在学术上未能取得较好的成绩，也没有在事业、爱情上得到理想的回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
需完善博士生导师制
公开资料显示，现行的博士生助学金发放标准制定于2017年。2017年3月，财政部、教育部曾发布《财政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强调为进一步支持博士生培养工作，调动青年高端人才积极性，经国务院同意，从2017年春季学期起，提高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内的全日制博士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其中：中央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0元提高到不低于13000元（具体标准由省级财政部门、教育部门确定）；科研院所等其他研究生培养机构依照执行。
“显然，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标准，会让所有博士生受益，然而，鉴于全国在读博士生高达50多万，即便提高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也只会是人均几百元的增幅，难以让所有博士生过上“体面”的生活。”熊丙奇说。
在江南大学副教授、教学政策学博士田贤鹏看来，国内博士生补贴待遇整体偏低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很多高校的博士生月生活补贴不到2000元。在高消费城市，这样的待遇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学习支出。
有不少博士生认为：“博士资助政策是2017年制定的，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真的该调整了。”
近年来，已有不少高校通过提高“薪酬”待遇，吸纳具备一流科研潜质的博士生前来“应聘”。
例如，2021年10月27日修订的《河南大学关于提高博士研究生助学金的补充规定》显示：为减轻在读博士生的生活压力，支持博士生潜心开展学术研究并顺利完成学业，学校决定提高全日制博士生的助学金标准。对符合国家研究生助学金发放规定的我校全日制普通博士研究生，在原有国家拨款和学校补贴的基础上，每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助学金在4年基本学制内每年增加5000元。
202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挂出从博士阶段开始每人每年保底收入10万元的招生公告；南开大学表示每年将在国家拨款的基础上，增投自筹经费1亿余元，在校顶尖博士生每年可累计获得各类奖助金超过10万元；清华大学也表示，要确保博士生每年最低资助标准不低于5.1万元。此外，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都对博士生奖助学金进行了调整。
从不同高校的情况看，还有学校通过奖励发表高水平论文，来提高博士生待遇，这也是精准提高博士生待遇的一方面措施。
“提高博士生补贴待遇确有必要。但需要谨慎考量的是，到底提高到多少才是适合博士生的补贴待遇。”田贤鹏建议，提高博士生待遇需要坚持“兜底+浮动”相结合的原则，兜底体现的是国家制定的最低保障标准，浮动体现的是不同高校的个性化激励措施。
在熊丙奇看来，导致我国博士生待遇不高的更主要原因，是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导师制以及与之对应的导师资助制。比如，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实行与科学研究紧密联系的导师资助制，由导师拿出课题经费的一部分支付给研究生，用于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然而，这一制度在现实中遭遇阻力。比如，理工类科研项目比较充足，由于有导师资助，月收入有的达到五六千元甚至更高，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则由于导师课题经费有限，在国家助学金之外，几乎没有导师的资助。
也有博士生抱怨，自己变为导师的“免费打工仔”，一年到头地帮助导师做项目，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博士生导师制，明晰导师的权责，并改革我国的学术管理与评价体系。要明确导师的招生权、教育权与培养权，同时限制导师滥用职权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在科研经费的配置上，要减少竞争性科研经费，增加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摆脱急功近利倾向，使导师有精力、财力认真培养学生，为博士生潜心攻读学位创造良好的环境。”熊丙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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